战争中阵地前的尸体去哪了?都怎么处理呢
战争是极为残酷的,即便是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战争的阴影依旧如同死神一般,萦绕在人类的头顶。而每次大型的战役,都会死伤无数,那么这些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些尸体的?
众所周知,尸体如果长时间不处理,往往会引发很严重的瘟疫。在古代,医疗科技极为落后,一旦发生瘟疫,那么死伤人数将会数倍于战争。直接导致很多地方变成一片死地。所以,即便是在古代,对于战场尸体的处理,也是极为重视的。
不过,真正能够做到马革裹尸,埋骨故土的还真不多。这些人一般在军中位居高位,最终能留的全尸返乡。而一般的士兵,如果是己方胜利了,那么还能落得就地掩埋,或者一把火焚烧的结果。如果己方失败,或者双方打完仗就双双撤退,那曝尸荒野成为食腐生物盘中餐就成为了最大的可能。
可以说,对于死去的士兵而言,这是最为没有尊严的方式。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往往不可避免。
再到了近代,文明程度较之古代有了大踏步的发展。在处理战士尸体方面,自然也比此前稍微人道了许多。一般会双方会允许一些非战斗人员,将自己士兵的尸体,进行处理。比如索姆河战役还有被称之为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均是如此。
但不得不说明的是,在主要的国家中,日本是一个极为变态和奇葩的国家。他们在二战中对于中国阵亡士兵的尸体,处理方式极为野蛮。稍微好的是放火焚烧,或者令中国百姓不顾死活处理腐尸。这算不上什么,至少还处理了一些。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坚决不准中国百姓主动去掩埋将士们的尸体。因为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震慑民众。导致很多地方都有累累白骨出现。
例如在象武汉会战中,以桂84军为主的国军,与日军在以一个小山为中心的周边,血战九天九夜,由于田家镇的失守,中国军队被迫撒离,丢下三千多具阵亡将士的遗体。而作为战胜方的日军,不许当地老百姓收敛这些遗体,以向中国军队++。直至抗战胜利,这些遗体早已成了一堆堆白骨,才得以由当地老百姓收葬于一个大冢,并在上建塔,名“白骨塔”予以纪念。就不知该塔现在尚存否。
同样,我138师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中克复大别山南大门——安徽太湖,日军遗尸八百多具,当地老百姓不准收尸,由其裸露于山野,以死不准其入土为报复。
这些都是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的第8390条问答。
很多人不知道,尸体一旦腐烂就很容易形成传染病,更别说会造成环境污染了。
古人的饮用水很多就是水井或者池塘。
而水井的水源,主要来自地下。
尸体一旦腐烂,遇到阴雨就很容易将腐烂的液体混入池塘,甚至直接进入水井。
这些东西里面有很多细菌,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恶性传染病。
古代没有抗生素,一旦出现细菌感染就很容易危及生命。
所以,一旦出现尸体,哪怕是无主尸体,村民也会很快将他们埋葬。
一般来说,军事作战后留下的尸体,三种处理方法。
第一,双方军事人员收尸。
任何军队都有专门负责收尸的人员,我军一般是军工人员负责。
一般会等着战斗结束或者战斗间隔期间,军工人员去收尸。
中越战争期间,双方把烈士遗体看的都很重,宁可再死人,也一定要把遗体抢回来。
在对峙期间,双方也有默契,各自收尸人员一般要打着白旗,就没有危险,允许他们搬运。
第二,慈善组织。
在大城市附近发生的战争,如果双方来不及处理尸体,会有专门的慈善组织负责。
这些慈善组织多是宗教色彩,比如佛教或者道教,西方就是基督教。
他们以僧人、道士出面,雇佣村民进行收尸,给一定的费用。
第三,村民收尸。
就是最上面说的那样,村民也会自行处理。
其实这也没什么难度,无非挖个大坑埋掉而已。
农民挖个坑又有什么难度,花费点力气而已。
以上都是原则而已。
实际上,战火地区可能出现村民逃散避难,慈善组织瓦解,军队只顾作战,必然会有一些尸体散落各地。
尸体腐烂会有一种特殊的臭味,混合战场的硝烟、焦臭味,形成一种特殊战场气味。
普通新兵到了这种地方,闻到这种气味就已经作呕,更别说打仗了。
很多士兵进入战场以后,因为这种臭味,头几天根本不想吃东西。
战争环境下,军情如火、时间宝贵,处理战场尸体这件费时费力的事一般不会由军队处理,而是交给大自然或当地老百姓去处理。如果是军队处理,那很简单,直接火葬、水葬亦或是挖大坑埋掉。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就这么干。
说个例子。
1934年7月23日,刚刚组建一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突出重围到中央苏区外线作战的命令。
8月7日,红六军团7800余人在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的率领下从遂川、永新出发西进。等待他们的则是来自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国民党军阀部队。
8月23日,红六军团抵达湘江东岸的蔡家埠渡口。面对严密设防的国民党军,红军没有硬拼,而是不停的兜圈子,先向北再向南。于9月4日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找到一个缝隙,成功渡过湘江。而红军由于连日在强行军,所过之地又是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山区,部队十分疲惫,加上国民党军调整部署紧紧追赶,红六军团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危险。而在9月下旬,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求前往湘西与在那里由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
面对严峻的敌情,中革军委命令进入贵州、抵达乌江东岸走马坪的红六军团停止西进,改向东北方向进军,取捷径与红三军会师。但是,洋顾问把持军事指挥大权的中革军委在不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下达的命令并没有使红六军团摆脱险境,相反几乎葬送了红六军团。
国民党军当然也不是傻子,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的企图很快被发觉,于是,中央军、黔军、桂军、湘军迅速合围而来。
10月7日凌晨,红六军团开始按照预定计划行动。但是走没多远,部队到达甘溪镇休息了一阵后,红六军团这才发现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完全误判了敌情。
最先冲过来的是桂军第19师,从甘溪镇北面杀来,当桂军逼近甘溪时,红六军团除了先头部队一个营之外,大部分人没有发觉。军团指挥部直到先头营战斗打响,还缓慢的走在通往甘溪的道路上。
先头营在营长周仁杰指挥下利用地形地物与桂军激战三个小时。因为兵微将寡,无法挡住一个师的桂军。周仁杰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候对教导员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随后,红军另一个营在营长刘转连率领下从甘溪镇冲出,与周仁杰营合力守住了阵地。桂军因为摸不清红军虚实,兵分两路向西运动,直接攻击甘溪镇的尚未做好战斗准备的红六军团主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桂军,军团部很难组织部队迎战,只得做出全面撤退的命令。但是军团所属的第49、50、51团已经被桂军分割包围,为了给军团部转移赢得时间,主动担负起阻击桂军的重任。但是众寡悬殊,红军装备又不如桂军,渐渐不支。
到了最后关头,刘转连营长组织所部从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部队杀开一条血路。在刘转连指挥下,所部一营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以血肉之躯撕开一条裂缝般的生路。49团和50团的战士混杂在一起,从这道缝隙间穿过,向南突围。
可是,等待他们的却不是生路……
两个团的红军走到一个叫羊东坳的山涧,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木制水槽可以通过。红军战士拥挤着走上水槽,很快将其压断。而就在200米外埋伏着一支桂军,见水槽断裂,集中机枪射击。红军立马出现重大伤亡,倒下的战士重重叠叠的摞在了一起。
甘溪之战一直持续到天黑才结束,经过浴血奋战的红六军团终于摆脱了桂军。
而留在甘溪的500多具红军战士的遗体,红六军团无法顾及,于第二天由当地老百姓收拾,入土为安。特别是留在羊东坳山涧里的红军战士,400多位农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把这些烈士的遗体全部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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