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军统本部怎么说也是大单位，不但有权势也有钱，能在这里上班的人除了一些保密的规定，内部运作也和其他的单位差不多少，毕竟在戴老板身边，人情味还是时刻能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基本上小职员们的工作状态是紧而不酷，严而不死。
对一般的工作人员来说，只要能做到奉公守法，尽忠尽职，基本上就会得到合理的待遇。
虽然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一向以乱七八糟毫无秩序闻名于世，但在军统局本部却是例外。
局本部人人几乎都是工作狂，据说有些人还要主动加班。
军统局对待员工也是以诚相待，不但解决个人问题，甚至连家庭问题也都要帮着解决。
军统的各类培训学校，只要是局本部子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免费上学，家庭成员成年人需要就业的，局本部都会量才安置，不会让内部的人无事可做。
家庭都给安排的如此周到，职员们上班的信心就很高，每天上班时间一到，职员们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连扯闲篇吹牛皮的人都没有。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全力以赴。
小职员的基本工作就是收发情报。然后把情报分门别类，送给不同的主办人员，主办人员提出处理意见。一般文件会在扉页上标注拟办、批示、拟稿、判行、缮写、校对、监印、归档等栏目，并注明每一个过程需要的时间，让后用卷宗的方式移交给对方。通常会用卷宗的颜色来区分机密的等级，比如紫色就是最机密，红色是最速件，黄色为速件，白色为一般。
小职员们兢兢业业，上级领导更是辛苦，而且还得天天加班，比起军统外的部门真是辛苦无比。一般而言，小职员们下班前都要把一天的文件办出去，作为他们的上级处长们都要一一过目，批示判行才能下班。这就是他们的日常运作机制。
搞完这些文件，通常都已经是晚上八九点，有些紧急的文件需要24小时连轴运作，处长们每天都忙的连轴转。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想风花雪月的事情罢！
除了每天工作八小时，对，你没有看错，那个时候人们工作时间也是八小时。局本部职员都要加班两小时，晚上每一个处都有人要值夜班。接个电话，收发一些重要消息什么的，当然极其重要的军国大事也不会轮到小职员们办理，自有值班的大秘们处理。这些就是军统本部的一些运行规律。除了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人员，其他人基本上也和被的部门工作差别不是那么很大。
1938年8月,在陈立夫掌握下的军统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局长授中将衔,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以后分别有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钱大钓担任过局长一职,但他们都知道其中挂名的实际含义,一贯以戴笠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实际掌握军统局全权。所以在军统内部,上下人等从来只知道戴笠是他们的最高负责人,习惯上称之为“戴老板”。
戴笠领导的军统局内部运作机制效法德国法盖世太保，借鉴苏联克格勃的做法，其组织架构如下。
军统初期架构“四室四处一委”。军统局内设秘书主任一人为幕僚长,先为郑介民,1939年10月郑因调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该职由毛人凤代理。
军统局下设处(室)、科、组三级,共有四室四处一委员会,即：
秘书室:主任秘书张严佛,下设文书科、译电科、编制科、总务科;督察室:主任傅胜兰;
会计室:主任徐人骥;
技术室:主任余压；
技术室:主任余乐醒;
第一处:处长杨继荣;下设人事科、交通科、训练科、警务科;
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下设军事科、政治科、国际科;
第三处:处长刘培初;下设行动反间科、司法科、特务队；
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下设业务科、工务科、侦收科;
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由刘启瑞、余乐醒、谢力公担任。
担任过各处处长的还有何芝园、魏大铭、赵世端、徐业道、王新衡、阮清源、郑修元、郭斌等人,主任有郭寿华、乔家才等。
军统内部运作的特别之处即是戴笠作为乱世枭雄的一个写照。
戴笠从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日起就立下了规矩，任何活动不得公开，全部处于地下状态。
把特务处定义成严密的地下组织，这不仅能防止外部势力的渗透和瓦解，更在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从一开始，戴笠就表现出了领导特务部门的卓越天赋。
当时的特务处，除了组织保密外，戴笠手下特务的身份以及办公地点也一概保密。戴笠规定，所有特务一律要服从指挥，不讲年资功绩，各级特务组织和重要头目必须以化名执行任务。
特务处的办公地点戴笠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当时特务处联络站设在鸡鹅巷53号，但门前却空空荡荡，既不挂牌，也不设明岗，一眼看去，外人根本看不出那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处驻地。
特务处本部原来设在徐府巷，后来搬迁到了洪公祠1号，但除非遇到紧急重大情况，外勤人员一般只能先到联络站接洽，再致电本部报告，由本部根据情况派人再接洽，信件包裹也一律由联络站转递。因此，不仅外人完全不知晓，就是特务处外勤也大多不知道洪公祠1号就是他们的老巢。
此外，特务处只有内勤人员才有不标注机关名称的特别通行证，外出时，证件必须交登记室保管。
从这就能看出来，戴笠从一开始就在内部推行了无名英雄的献身精神。
此外，在初期特务处的行动能力上，戴笠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总部设行动股和技术股，地方设外勤区或者站。
而要说到戴笠始终能牢牢地掌控住凶猛发展的军统，其本质即在于戴笠在军统内部执行了一套既讲中国传统忠义，又讲现代军事纪律的“军统家法”。
形而上的，戴笠为局本部制定了座右铭：“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
在这个座右铭之下，戴笠时刻在军统内部倡导个人崇拜式的绝对效忠。在军统内部人员眼中，戴笠就是蒋介石的替身，他就像传统豪门中的大家长，既高高在上，又亲密无间。
而这，正是乱世枭雄历来所擅长的。
除此之外，戴笠为内部运作树立的四项工作准则也很有嚼头：坚持三民主义；运用推理，讲究理性；培养感情维系；遵守纪律。
在这套戴氏“家规”下，戴笠在军统内部还设立了复杂的监视系统，唯一要义就是整个军统组织必须牢牢把控在自己手里。
内部督察，外部监视。
军统的监视系统甚至发展到了夫妻相互监视的程度。
对凡是触犯军统家法的人，戴笠设置了三种惩罚形式：口头警告、禁闭、枪决。
以上是军统内部运作的一些内核，再看看军统的内部机构运作。
以重庆军统局为例，可以看到曾经的军统是何等的庞然大物。
军统本部秘书室下设文书组和机要组，组下另行设立各科。
下面就是军统八大处：一处，军事情报处；二处，党政情报处；三处，行动处；四处，电讯处；五处，司法处；六处，人事处；七处，经理处；八处，总务处。
除了八大处外，军统局后期还成立了训练处、警务处和布置处等机构。
再之外，就是军统重庆特区、特务总队以及军统控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稽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等。
最外围就是遍布城市街头巷尾的军统社会联络员。
有这么一张严密运转的军统大网，其特务能力能强到什么程度？军统总务处长沈醉曾举过一个例子——假如某个人出门发现被跟踪了，其抢先一步跨上了一辆即将开动的公共汽车，他以为盯梢的特务被甩掉了，其实车上的检票员就可能是军统特务。当他跳下汽车时，车上的特务便将其行动踪迹报告给了车站附近的一些特务。
总之，他很难跑掉。
这里浅谈一下戴笠军统与他国合作的情况
戴笠领导的军统从最初的十几人的情报小组，到后来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再到1938年正式建立军统后，人员有了极大的壮大和发展，获得情报的手段和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密码的截获和破解方面，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1941年底，军统破译日本要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密码后，其情报能力名声大噪，也受到了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的重视，相继遣使迭至，要求与戴笠进行情报上的合作。军统也由此开始了与盟国间的情报合作。根据已披露的资料看，军统与美国的合作非常广泛，如：成立了以戴笠为主任、美国人梅勒斯为副主任的中美合作所，美国向军统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器材、电台及提供人员培训等，军统也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涉及日本方面的情报，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由于当时法国是轴心国之一，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没有太大的实力，中法两国合作甚少。戴笠曾批示捐建给法国驻越南的法军电台三部。法国能力小，双方合作少是能够理解的。但军统与英国的合作却很少，这主要是由这么几个原因：戴笠对英国人无好感，他在1942年9月11日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称：中英双方合作所用的器材，英方既不能够有相当数量的供给，也不能进行开诚有效的教授。根据台湾《军情战报》中透露，戴笠多次在电报中向宋子文提到他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印象：英国人不仅鄙视我们，而且还非常狡猾，他们的狡诈是闻名于世的，而美国人则比英国人有诚意得多。1936年底，戴笠曾带人到香港试图抓捕暗杀大王王亚樵时，因非法携带武器被香港警察关押三天。后通过外交协调，戴笠才得以获释。戴笠从此没有再踏上香港的地界，也开始记恨英国人。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由于英方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没有履行中英美联合防御作战的计划，私自撤兵，使中国军队被日寇切断退路，致使中国军队惨败，损兵折将。英国人过于考虑自身利益，不顾盟友死活的行为令戴笠所不耻。正因如此，军统与美国合作广泛，合作成果也得到了双方的肯定。而与英国的合作却很少。作者：“小方说历史”团队欢迎关注公众号“小方说历史”雲绯历史号：故纸堆间欢迎点赞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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