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琼: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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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琼

水墨画可以去“中国”吗?

策划 李腾

本次话题由水墨画的概念界定引出,用水墨造型写意的艺术表达方式经过唐宋元明画家的广为流传成为独特的艺术语言,并影响到东亚地区。如今,实验水墨艺术的出现也不断影响人们对水墨的认知,其中也包括一些西方艺术家的水墨创作。即便水墨画大行其道的今天,国内学人对于水墨艺术仍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即将其视为传统国画及其延续还是赋予其更为广泛的定义。中国美术报网发表黄禾青的《探讨回归“中国画”》引起关注,多位批评家积极响应并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我们将陆续刊载出他们的论文以飨读者,也欢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留言讨论。

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杨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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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三届‘重塑东方美’画展暨学术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受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水墨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是作品的“去笔墨化”,即作品的表达不是以传统的笔、墨的“写”的方式进行,而是用其他的一些手段,包括西方现代艺术中常见的一些手段——比如拼贴、组合等。尽管艺术家也许是在为创作寻找新的出路,寻找突破的因子,但这种“过度的尝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陷中国水墨于“去中国化”的危险之中。换句话说,当代水墨的这种“尝试”就是在进行一种“笔墨放弃后的水墨”创作。对于一个从事传统绘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说,放弃笔墨会不会割裂了与传统的关系,作品会不会遗失中国文化的因子,进一步说艺术家会不会把自己引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林逸鹏主编《第三届“重塑东方美”画展暨学术研讨会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杨琼: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刘国松 《雪岭映碧流》 2014

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去中国化”,正是我今天要谈的。到底什么是中国画的“中国化”,为何当代水墨与“去中国化”被扯上关系?难道当代水墨不是“中国化”的水墨?等等。要搞清楚这一系列问题,还得从中国画(水墨)的本质谈起。

首先,我们要明确构成中国画(有人称为水墨画,我更喜欢用图画来称谓,为了与题目对应,下面统一称水墨画)的几个要素是:笔、墨、水、宣或绢(物质要素)和文学情怀(精神要素)。如此,谈到当代水墨的“去中国化”就涉及到了去“部分”还是去“全部”的问题,即去“文学情怀”还是去“笔、墨、水、宣或绢”,抑或全“去”。

当然,这里所谓的笔、墨还有水,不仅仅是指作为纯粹物质材料的笔、墨和水,更多是指已经符号化了的“笔(侧、圆、中、偏、逆笔,尽显凹凸之形)、墨(点、染、皴、擦之法,见阴阳向背之妙)和水(水墨相融相生,五色六彩浮现)”,“笔墨化”俨然“中国化”的主要文化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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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入画,书画同体,是中国水墨区别于其他民族绘画的最根本的标志之一。奥妙在一个“写”字。水墨画的用笔就是书写,书写即抒写,郑玄笺《毛诗·小雅·蓼萧》云:写,舒也,舒泻其情意也。

可见,表现笔墨本身就是书写(抒写)情感,而不仅仅是再现物象。试举几则例证,赵孟頫《竹石图·跋》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又云:“柯九思善写竹,尝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杨琼: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元 赵孟頫 《兰竹石图轴》

又,汤垕说韦偃画马,“笔力劲健,骏尾可数,如颜鲁公书法”;说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人物仙仗,背项相倚,大抵如写草书然”。(《画继》)王世贞亦云:“郭熙、唐棣之树,文与可之竹,温日观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来,此画与书通者也。”(《艺苑卮言》)

中国画以“骨法用笔”取物象之骨气,用笔(本质上就是“写”——比如线描——其传统似乎源于书法)是中国画(水墨)的核心表现手段,这个传统应该在今后中国画(不仅仅是水墨画)的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同时是汉字(书法)文化意义的延伸。

此外,墨通过水的作用,体现出干湿浓淡的变化效果,产生阴阳向背的妙用,故有墨分五色和墨分六彩的说法。还有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问题,就是水在水墨画中的作用。去掉水的成分,笔墨的表现就会变得非常单一了,通过水的作用墨才能更好地释放它的能量,呈现千变万化的效果。水的不确定性正与中国哲学“微妙玄通,深不可测”的性格相呼应。

杨琼: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一幅水墨画就是一个人生,一个小宇宙,故在水墨画里,我们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笔、墨和水不仅仅是水墨画表现的一种工具,更是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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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表现笔(线)墨(色)被认为是水墨画最基本的属性和特征。一幅作品缺少文学情怀至多说这幅作品格调底,不是好作品,但它还是水墨画,因为它还保留着作为水墨画的形式要素;但如果一幅画放弃了笔墨,即已经“去笔墨”,那么这幅作品还能不能算是水墨画,就值得怀疑了。

如今的情况是,当代水墨缺少“文学情怀”已经是普遍的事实,如果再“去笔墨化”,那么当代水墨还剩下什么呢?难道水墨画的革新需要从形式(甚至包括材料本身)到精神(包括形式化的内容)都要颠覆传统,才能蜕变、重生。

杨琼: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仇德树 《裂变——乐紫调》(宣纸+丙烯色+画布) 1987

如果说“去笔墨化”是为了尝试革新水墨画形式的需要的话,那么“去文学情怀”则是机械浮躁、内涵缺失的表现,而当两者(构成水墨“中国化”的主要元素)都被去掉后,水墨画已然是名不副实了。

或许当代水墨的“去中国化”有理所当然的国际视野作为理论依据,即:“技术全球化”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人们对于艺术“技术化”似乎也习以为常了。的确,现实的情况是:技术是被消费主导的,艺术的“技术化”成了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杨琼: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詹姆斯·特瑞尔 《Aten Reign》

在技术全球化的侵袭下,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被技术控制”的人,艺术也因此变成为技术服务,而不是关乎心灵的“技艺”。当艺术“技术化”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并快速产生经济效益,这时候还会有多少人关心艺术的精神价值呢。

艺术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功”了。它似乎让人相信艺术是“技术”做出来的,而不是“精神世界”符号化的产物。如此,“艺术全球化”这样的命题也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固守水墨画的“中国化”特质是不是不合时宜呢?——这似乎是当代水墨勇于“去中国化”的一个不错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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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话题上来。当代水墨,“水墨”俨然是中心词,“当代”是修饰“水墨”的,它可以是表示时间,即当代的,亦可以是表示一种认识属性,即“当代性”,与现代性这样的概念相类。但不论如何,“当代”是从属于“水墨”的。

杨琼:当代水墨“去中国化”何以可能

沈勤 《山水》

因此,不管当代水墨如何当代,如果这个“水墨”不具备水墨画的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话,这个当代水墨不过是称呼上的当代水墨,而不是本质上的当代“水墨”。比如,在形态上西洋绘画可以分古典派、浪漫派、写实派、印象派、抽象派、表现派、立体派,等等,但离开画布和颜料,绘画还是不是原来的绘画,无需多说。所以,后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中的拼贴、装置、行为、概念等不是绘画,尽管它们可能是艺术——艺术是个泛概念。

几十年来,诸多在实践“去中国化”的当代水墨画家,也没有能探索出一条中国水墨现代化的路子来。事实上,中国当代水墨本质上是在西方话语观念下生成的“伪产品”,它不仅在形式上颠覆了传统水墨所彰显的真、善、美的形态,在精神上亦缺失了对自身价值的人文关怀,还有启蒙精神。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问:“去中国化”的当代水墨,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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